在過去的2024年，台灣出現了兩部關於二戰時期台灣人在東南亞的影視作品，一部是廖克發導演拍攝的紀錄片《由島至島》，以及孫介珩執導的影集《聽海湧》，而這兩部影視作品中的主要故事場景，就是在今日的馬來西亞。
中華民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由於政黨輪替後藍綠意識形態鬥爭的因素，不同政黨的總統在二戰結束逢十週年的態度不一，如2005年在慶祝抗戰勝利六十年的時候，前總統陳水扁為避免和日本關係緊張，並沒有舉辦相關紀念「終戰」的活動；前總統馬英九在2015年出席「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並發表談話；而現任總統賴清德，則在今年五月首度舉辦紀念二戰歐洲戰場結束戰事80週年的活動，引起各界熱議。
那馬來西亞作為太平洋戰場中的受害國，多年來又是如何紀念二戰歷史記憶的呢？答案或許會令人意外，礙於複雜的族群政治與史觀因素，長年來馬來西亞官方並無在8月15日高調紀念抗戰勝利，多年來始終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自發舉行，並邀請國內外相關代表參與公祭等紀念活動。
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以下簡稱「隆雪華堂」）是馬來西亞重要的華人社團，附屬於該組織的馬來西亞二戰歷史協會在去年底發表文告，對於團結部部長拿督艾倫達表示該部並無編列預算進行二戰結束80年的活動，表達了失望與遺憾，他們希望團結部能重新檢討不在2025年紀念二戰的決定。至截稿前，仍未見馬來西亞政府會舉辦任何關於紀念二戰結束80週年的活動資訊。
為讓讀者們了解多年來，馬來西亞民間團體是如何紀念二戰的記憶，本文採訪了數名多年來在推動歷史記憶保存的先行者，儘管他們未親身經歷過二戰，但多年來他們為二戰的倖存者做口述歷史、紀念或伸冤。
陳松青：見證華人社會重新紀念二戰的死難同胞打著「大東亞共榮圈」旗幟的日本皇軍，在1941年底入侵馬來半島，展開3年8個月的佔領。當時南洋的華僑依然心繫中國，許多華僑出錢出力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新馬地區華僑就成了日軍肅清的對象，成千上萬的華僑慘遭日軍殺害
另一方面，當時日軍成功擊敗英軍，這對馬來族群而言無疑是震撼的事情，原來亞洲人也能擊敗西方人，日本也因此被視為驅逐西方殖民者的解放者。
日軍在佔領時期，一方面拉攏馬來皇室，一方面鎮壓華人的抗日活動，再加上抗日主力-「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多是馬共，因此在日本的分而治之策略下，讓日後的馬來西亞各族群對二戰史觀的理解上，就產生了歧見。
例如，坐落於吉隆坡市中心的國家英雄紀念碑，是1966年建成的地標，是紀念為保衛國家主權而陣亡的戰士，它主要由七個站立的青銅人像組成，而七個戰士腳下踩著的「屍體」中，有兩個是頭戴馬共「八角帽」的馬共成員。
在馬來西亞抗日的歷史中，英國和敵人馬共一度攜手合作抗日，但在戰後雙方恢復敵對關係，即使馬來亞在1957年獨立，和馬共的軍事衝突並未結束，一直到1989年，盤踞在泰南的馬共才解除武裝，結束鬥爭。
儘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推動國家擺脫殖民、邁向獨立的功臣，但因為是少數族群、共產黨員的身分，使得馬來西亞官方在討論二戰歷史敘事時，無疑陷入了尷尬的處境。
曾擔任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秘書多年的陳松青表示，在二戰結束後，當時華僑社會已有零星的紀念活動，如在吉隆坡就有1947年建立的「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殉難墓」和「雪蘭莪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殉難紀念碑」，紀念活動多通常在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或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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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青先生74歲的陳松青是一名建築承包商，青年時期因參與政治運動而被政府以《內安法令》扣留四年，他於90年代開始積極參與保存馬來西亞二戰歷史記憶的工作。
在採訪過程中，陳松青向筆者介紹另一位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的重要成員陸培春（78歲），但他礙於健康因素，筆者無緣採訪陸先生。根據陸培春的研究，中華民國駐吉隆坡領事館於1946年8月去函隆雪華堂，希望隆雪華堂組織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最終在1948年5月10日首次舉辦公祭。
陳松青也是馬來西亞紀念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的重要成員，他提到在513事件爆發前，華社幾乎每年都有舉行公祭儀式，但由於513事件後的敏感政治氛圍，紀念二戰的公祭活動陷入停擺。一直到1995年之前，儘管各地仍有零星的紀念活動，如各地華人義山的總墳公祭，但總的來說缺乏有組織、全國性的大規模公祭活動。
1995年，適逢世界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根據陳松青回憶，三十年前隆雪華堂的董事程道中和幾名成員，向時任副內政部長黃家定建議重啟紀念活動，也獲得了首肯。最初發起的團體包括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青年團、雪隆海南會館青年團、華社研究中心和馬華文化協會等，這些團體籌組了「雪隆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陳松青也是成員之一。
在工委會推動下，1995年8月15日復辦公祭儀式，此後紀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並邀請國內的華裔政治人物，以及中國、英國、澳洲等各國使館代表參與。陳松青坦言，礙於史觀的鴻溝，他們並沒有邀請馬來裔部長出席公祭，只有華裔部長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當1995復辦公祭活動後，他們曾成功邀請中國駐馬大使、駐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代表共同出席，但當民進黨執政時，因敏感的兩岸政治問題，中方不願與台灣代表同台，因此多年來台灣代表就缺席公祭活動了。至於日本駐馬大使館，陳松青提到日方代表在紀念活動中通常只出席而不發言。
陳松青強調，至今的公祭活動依然是由華社自主發起的，不是官方主導的。1995年復辦公祭活動時，他們主張是紀念死難的同胞，而非著重紀念抗日軍，以避免政治爭議，畢竟抗日軍成員多是馬共，至今官方仍對馬共的歷史定位相當敏感。陳松青提到，多年來還健在的前馬共成員，就會在每年的9月1日，自行在距離吉隆坡一小時車程的汝來（Nilai）孝恩園和平紀念公園內的「馬來亞抗日英雄紀念碑」、「九一烈士紀念碑」舉行公祭。
從1995年開始，公祭活動恢復在吉隆坡市中心的福建義山裡的「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殉難墓」前舉行。隨著2005年工委會展開收集遺骸的「拾金」儀式時，意外發現兩截斷開的墓碑寫著「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墳」，工委會決定重建紀念碑，並接上斷開的墓碑，讓「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墳」重建天日，而原來的「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殉難墓」也走入歷史了。
陳松青提到，儘管當時有的人認為「慘死墳」三個字很血腥，但他們工委會堅持這三個字才更能凸顯當時華人在日據時期的慘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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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吉隆坡福建義山的「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墳」2009年，「雪隆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更名為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將關注點從馬來半島，擴大至太平洋戰場、回到中國大陸戰場上的南僑機工群體，同時定期出版刊物，並與國外團體交流。
陳松青笑稱，由於他在研究會裡太久了，因此他在五年前離開研究會，該組織已完全由隆雪華堂接手，並易名為馬來西亞二戰歷史協會，而他則擔任顧問。至今，陳松青仍活躍在馬來西亞華人社團，促進513事件的轉型正義，以及推動記憶南僑機工歷史的工作。
按：1995年開始，每年8月15日的公祭活動是由隆雪華堂所屬的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主辦的，公祭活動在位於福建義山的「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墳」前舉行；不過，由於廣東義山斥資建立的「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總碑」在2018年底竣工，故公祭活動從2019年開始在廣東義山的「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總碑」前舉行，該紀念碑的意義在於，是紀念日據時期所有蒙難的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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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吉隆坡的「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總碑」與日本學者高嶋伸欣結緣的導遊楊佐智在廖克發的《由島至島》紀錄長片中，我們看見來自日本沖繩的琉球大學名譽教授高嶋伸欣到馬來西亞，尋找當年日軍對當地人大屠殺事發地點的身影，而多年來陪伴高嶋伸欣夫婦在全馬各地探索歷史真相的在地嚮導，就是隆雪華堂馬來西亞二戰歷史協會副秘書楊佐智先生。
今年70歲的楊佐智，曾到日本語言學校留學，學成歸國後自1985年起從事導遊工作，至今已四十年。許多日本企業在70年代開始到馬來西亞投資，楊佐智最初主要接待日本旅客，帶他們前往馬來西亞的觀光景點，大約在90年代左右，他開始接觸到少數日本旅客要求安排參訪日本人墓園、二戰戰場，才讓他得以開始接觸馬來西亞的二戰歷史。
根據陸培春的研究，全馬的日本人墓園有33處，當中有不少是二戰爆發前就存在了，因為日軍南侵略前就有日本僑民在東南亞各地定居，其中有的人是日軍的間諜。
楊佐智表示，那些會要求去二戰相關地點的日本人，有是日本退伍軍人或軍屬，主要是為了來悼念戰友或親人。憑藉流利的日語，以及對二戰歷史的關懷，楊佐智因緣際會下和高嶋伸欣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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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導遊、二戰歷史研究者楊佐智今年83歲的高嶋伸欣原是一名高中地理科教師，當他於1970年代到馬來西亞收集教學材料，如橡膠、錫礦等的照片，在田野的過程中才得知過去日本皇軍在馬來亞犯下的暴行，對於這段歷史的無知令高嶋伸欣感到羞愧。楊佐智記得，在高嶋伸欣過去的認知裡，是知道二戰時期日本和中國有打仗，但對日軍侵略東南亞的歷史是一無所知的。
從此在近四十年的歲月裡，高嶋伸欣幾乎每年自費到馬來西亞進行田野調查，向倖存者與家屬進行口述歷史，整理日軍在馬來西亞犯下大屠殺的地點，也組織「和平之旅訪問團」，帶日本高中生來馬了解這段歷史。
礙於健康因素，高嶋伸欣已無到訪馬來西亞數年了，為感謝高嶋伸欣的貢獻，馬來西亞華社組織在去年頒發了「林連玉精神獎」給高嶋伸欣，該獎項旨在表揚推動民族與教育平等自由的典範人士，而當時代表高嶋伸欣領獎的就是楊佐智先生。
楊佐智不是高嶋伸欣的第一個翻譯，當他第一次接到高嶋伸欣的導遊委託時（「和平之旅訪問團」來馬，須找當地旅行社安排交通行程），他發現高嶋伸欣所找的隨行翻譯無法說客家話，讓口述歷史的轉譯內容品質大打折扣。
祖籍廣東大埔的楊佐智便自告奮勇告訴高嶋伸欣，不如由他來當翻譯，而且自己也對二戰歷史感興趣。獲高嶋伸欣青睞的楊佐智，從80年代末開始擔任高嶋伸欣訪馬時的隨行翻譯，而楊佐智也在高嶋伸欣高尚的精神感召下，他對二戰歷史才展開了更多研究，也決心帶更多海內外民眾實地走訪國內的相關遺址。
楊佐智坦言，畢竟二戰歷史導覽非熱門主題，尤其日本遊客中僅有少數人對這題目感興趣，一百個日本客人當中，只有一兩個是要看有關二戰的景點。儘管如此，有時就算只有一個日本旅客要參加導覽，他也會出團提供服務。
在楊佐智的規劃中，除了到廣東義山、福建義山看紀念碑，以及同一區域的盟軍墓園、日本人墓園外，也會到吉隆坡市中心，探訪當年日軍用來做慰安所、刑務所、岡9420部隊的秘密研究所等遺跡。
楊佐智提到，他的導覽方式是過程中不直接給予答案，而是鼓勵遊客思考和提問，如果給太多答案的話，可能遊客也吸收不了，他曾問過日本旅客，為何大馬華人社會不書寫「日本皇軍」，而是寫蟲字邊的「蝗軍」呢？他想藉此讓聽者了解，過去日本人與馬來亞華人的恩怨關係。
回顧與高嶋伸欣田野調查的點滴，尋找願意受訪的倖存者不總是順利的，有受訪者的孩子擔心會再次掀開慘痛的回憶，而阻止長輩受訪，也有村子裡的長老勸告，不能對高嶋伸欣透露真心話，認為身為日本教師的高嶋伸欣，或許是日方派來的間諜。
當時的楊佐智，除了扮演好翻譯的角色，也是協助高嶋伸欣與倖存者溝通的橋樑，為了獲取真實的證詞，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多次重複的拜訪，才能打開倖存者的心房。此外，為了獲取倖存者、村民的信任，他們採取的策略是每當高嶋伸欣抵達馬來西亞時，會發新聞稿給媒體，期許透過新聞報導來讓公眾了解和平之旅訪問團的來意和工作內容。
楊佐智記得，無論是在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公祭活動，高嶋伸欣說過不能只來一次，必須每年來，當地人才會看到他們的誠懇。楊佐智說，和平之旅訪問團已出團48次，高嶋伸欣曾想帶好帶滿第50次的出團後就交棒出去，但遺憾的是高嶋伸欣因健康因素無法再出國。不過，日本和平之旅訪問團依然會派代表，出席今年8月15日在吉隆坡舉行的公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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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佐智先生收藏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歷史課本，展示官方教育下的史觀，而圖中右方的日文書籍是高嶋伸欣教授著作。追尋馬來西亞南僑機工身影的劉道南、盧觀英夫婦前文提到，「雪隆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在2009年更名為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將關注點從馬來半島上的人民受難歷史，擴大至另一群回中國支援抗戰的華僑，他們被稱爲「南僑機工」。
「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是1930、40年代回中國抗日的南洋華僑。1938年，在知名僑領陳嘉庚號召下，共有三千多名華僑到中國雲南接受培訓，接著被分發到滇緬公路擔任駕駛兵或修車兵，運載軍事物資前往抗戰前線。
儘管南僑機工在滇緬戰場的付出對二戰的結束有貢獻，但戰後選擇回東南亞的機工，卻因英國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後，對馬共的忌諱下，他門的事蹟漸被後人遺忘；而選擇留在中國的南僑機工，卻因過去是支援國民政府抗戰，以及有「海外關係」的背景而不被中共信任，許多機工在文革時期過著相當艱困的日子。
陳松青提到，中國在文革結束後，官方開始爲南僑機工平反，學術界也才得以對他們進行口述歷史、史料整理的工作，由於馬來西亞過去對抗馬共的關係，民間也不太敢談這方面的歷史；一直到2005年，廈門華僑博物院陳毅明教授率團到訪馬來西亞，留了一批資料給華社團體，才開始激勵大馬華社展開南僑機工歷史的保存工作。而受到陳毅明教授激勵的除了陳松青，還有來自霹靂州的劉道南和盧觀英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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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吉隆坡福建義山內的「雪蘭莪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殉難紀念碑」若提起近年積極對南僑機工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者，就不能不提劉道南和盧觀英，他們都是退休教師，2007年開始進行相關研究工作，不僅在全馬來西亞走透透，也到中國大陸、台灣尋找南僑機工與後人進行訪問，並把收集到的故事刊登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章，讓更多人不遺忘這些歷史。此外，他們也在報章發布尋人啟事，為留在中國的南僑機工當事人或後人，尋找在馬來西亞的家人。
其實在接觸到陳毅明教授前，曾當記者多年的劉道南就已是中國近代史的愛好者，如相當關注辛亥革命的歷史，收集到許多關於孫中山到訪新馬的資料，甚至去尋找馬來亞同盟會成員的墓碑。
根據盧觀英的記憶，受到2005年爆發日本政府篡改歷史教科書爭議事件影響，原本主要推動華文教育工作的劉道南，轉而開始進行馬來西亞本土的日軍暴行史研究，四處收集相關史料與採訪；前文介紹的楊佐智和高嶋伸欣教授，劉道南夫婦也曾帶和平之旅訪問團走訪霹靂州的抗日烈士墓和亂葬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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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劉道南（中）、盧觀英（右）於2017來台訪問曾在馬來亞抗戰的136部隊成員梁元明，梁元明是少數在二戰時期，被國民政府派到南洋戰場與盟軍抗日的通訊兵。2007年後，劉道南才將重心放在過去鮮少人關注南僑機工歷史。為了感受當年的歷史細節，盧觀英和先生八次重走滇緬公路，他們第一次是2010年隨昆明博物館車隊走完全程，第二次是2011參加年由陳松青組織的四輪驅動車隊，不過陳松青一行人是從新加坡驅車啟程，劉道南夫婦是直接搭機到昆明與車隊會合。
劉道南老師已於2019年因肺癌過世，享年74歲。在離世前，他們共訪問7位南僑機工，以及90多位後人。
他們的口述歷史工作並不總是順利，許多南僑機工或後代最初不願意接受採訪。留在中國的南僑機工在文革時期，常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等帽子而遭到批鬥迫害，導致他們完全不敢提及這段歷史。
盧觀英認為，由於文革結束後，南僑機工獲平反，因此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受訪，反而在馬來西亞的南僑機工後人，因為馬來西亞社會並不了解南僑機工的歷史，擔心會惹來政治方面的麻煩，因此許多人不想重提往事。
根據盧觀英觀察，一些在馬來西亞的南僑機工後人，於父輩當年拋棄家庭去參戰是感到怨恨，在他們多番說服下才理解父輩當時是為國付出；此外，也有的受訪者起初懷疑他們的身份，認為他們是詐騙集團，當他們拿出南僑機工的相關資料、照片等證明，才逐漸建立信任關係。
不過盧觀英也強調，她和丈夫不是最早關注南僑機工歷史的人，他們都是站在前人打下的基礎前行，如早年就有記者吳志超在報章寫一些二戰歷史的文章，就有提過南僑機工，還有來自砂拉越的知名學者房漢佳和林韶華夫婦，在90年代已採訪了還在世的東馬南僑工的故事，並出版《英雄的故事》一書。
今年77歲的盧觀英，在2004年退休後，起初仍忙於教補習以維持家庭開銷，當劉道南開始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後，她會盡量一同前往，甚至開玩笑稱自己是丈夫的「書僮」。盧觀英記得，採訪過程中主要是劉道南老師在提問，而在一旁陪伴的她偶爾幫忙做文字記錄或拍照。
盧觀英遺憾當年沒有進行錄音，丈夫只留下一批只有她看得懂字跡的手稿，她只能一頁一頁地將手稿內容輸入電腦，憑當時和南僑機工對話的記憶確認內容。有人曾建議她不如找大學生協助打字，但她認為這些手稿只有自己看得明白，如今的年輕人對於南僑機工的歷史，未必能和她一樣有共情，而且那些屬於她和丈夫的記憶都是獨一無二的。
盧觀英如今在吉隆坡和孩子同住，並專心整理丈夫留下的手稿，計劃出版「南僑機工三部曲」，目前已出版了《搜研路上－馬來西亞南僑機工歷史紀錄》（2022）、《衛國凌雲：南僑機工二戰證言》（2024），而最後一部《親情呼喚》計畫在今年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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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盧觀英踏訪一座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殉難碑馬華公會張天賜：為大馬慰安婦發聲76歲的拿督張天賜，是馬來西亞唯一的華裔政黨馬華公會旗下的公共服務及投訴部主任，在這單位服務近四十年的張天賜，被當地中文媒體譽為「大馬包青天」，無論是被高利貸追債、親人被騙到海外賣豬仔、到台灣當車手，都能搜尋到他為民伸冤而召開記者會的報導。
在1993年，張天賜第一次接到了慰安婦的陳情，他曾為此親赴日本駐馬大使館，要求日方正視馬來西亞也有慰安婦受害者的事實，無奈當時馬來西亞政府推動親日的「向東學習」政策，因此多年來在國際聲援慰安婦倖存者的運動中，始終不見馬來西亞政府的聲音。
時間回到1991年，韓國婦女金學順站出來，成為首位公開發聲的慰安婦倖存者的後，東亞各國開始重視與調查國內慰安婦倖存者的情況，當時馬來西亞的執政黨巫統的政治人物也呼籲二戰倖存者現身協助調查。
在1993年的某一天，當時一位65歲的華裔婦女尋求張天賜協助，希望政府能為她討公道，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與承認馬來西亞也有慰安婦的事實。1944年，這名華裔婦女當時年僅16歲，不幸遭日軍擄走送進慰安所，直至一年後日軍投降才重獲自由。
張天賜記得，32年前這位不願露臉的婦人，要的不是賠償，就算有賠償，她也會將賠款全數捐做慈善用途，她只要求日本政府正視馬來西亞也有慰安婦的存在，因為多年來日本政府並不承認馬來西亞也有慰安婦。當年這位婦人的事蹟見報後，還有三位慰安婦倖存者也尋求張天賜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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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張天賜展示當年他為慰安婦倖存者召開記者會的剪報張天賜提到，當年有日本NGO和學者批評馬來西亞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不作為，他不否認馬來西亞政府為維護外交關係而對日本戰爭議題保持沉默，但當時馬來西亞也有自身的社會文化約束。他強調，當時來求助的慰安婦倖存者都不願意公開身分，並進一步向日本政府抗議，主要是為了保護她們的家人，不希望這段痛苦的歷史再次影響她們的生活，寧願保持沉默，也不願公開露臉面對社會壓力和家庭的困擾。
在1993年，距離二戰結束不到五十年，馬來西亞社會鮮少討論慰安婦議題，由於大眾並不了解二戰時期慰安婦的情形，以致許多人誤以為在慰安所的女性多是自願從事性工作的「軍妓」。張天賜認為，當年大眾對慰安婦真相的不理解，污名化的情況依舊存在。
根據張天賜回憶，當年慰安婦的事情見報後，媒體並沒有進一步有更多的報導，因為當時有無形的手在阻攔著，他記得有官方的朋友給予「友好建議」， 勸戒他：「哎！這件事已經發生了這樣久了？你挖出來做麼？」甚至提到日本早已給馬來西亞賠償，暗示張天賜應見好就收。
按：關於日本政府給馬來西亞的賠償，張天賜提到日本政府在60年代，送了馬來西亞政府兩艘貨船作為賠償。
不過張天賜強調，雖然當年馬來西亞官方態度是消極的，但無論是黨（馬華公會）或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強烈禁止他的言行，他甚至在沒預約的情況下自行到日本駐馬大使館，要求日方重視慰安婦議題。張天賜透露，當時接見他的日本大使館一等秘書竟提出質疑，要他如何證明一位找上門來的老婦人，當年是被強徵，不是自願提供性服務的？這位日本外交官的理由是：當年日本士兵在慰安所是有付費的。
當時張天賜回應說，這些慰安婦倖存者的目的是要日本政府承認這段歷史的發生，而不是為了金錢賠償。
最終，日本政府對馬來西亞慰安婦倖存者的道歉是無疾而終的。
根據學者汪卉婕的研究，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的青年團秘書慕斯達法耶谷（Haji Mustapha Yaakub），是當年被官方指定向國際報告日本於二戰期間在馬來西亞犯下戰爭罪行的調查人員，也曾有馬來裔慰安婦倖存者向慕斯達法耶谷尋求協助，但在1993年，慕斯達法耶谷卻遭同黨的納吉（Najib Razak，後來的馬來西亞第六任首相）阻擾，而放棄在1993年於聯合國人權研討會匯報調查結果。
2005年，適逢二戰結束60年，當時有四名朝野國會議員（其中包括兩名馬來裔議員），要求馬來西亞政府應表明要求日本政府為二戰的罪行道歉，以及檢討馬國官方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立場。十年後的二戰結束第70年，當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慰安婦問題向韓國道歉，但日本政府仍未向馬來西亞道歉。
十年前安倍晉三向韓國慰安婦道歉的事件，再次觸動了張天賜，2015年底他再召開記者會，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也呼籲馬來西亞外交部有所動作。
至於十年後的今天，張天賜表示，他得知明年在日本將有一場關於慰安婦議題的國際展覽，其中包括韓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國都會有代表出席，唯獨缺少馬來西亞，而一位旅居日本的馬來西亞國民已邀請他參與。張天賜稱，無論是否獲得的政府支持，他明年一定會到日本，不放棄要求日本政府正視上馬來西亞慰安婦存在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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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公會公共與服務投訴部主任拿督張天賜參考資料：
王亮杰、謝葵銓、吳鑫霖 編著，《浩氣長存：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殉難紀念碑手冊》（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出版，2024）
陸培春，《吉隆坡二戰遺跡-馬來西亞首都悲慘的3年8個月》（吉隆坡：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隆雪歷史與文化遺產之友協會聯合出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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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核稿編輯：吳象元